回到当年,
我选择与官方进行合作,官方在政治上同样获得了巨大的回报,这本质上依旧是一门生意,尤其是风险和利益同在且巨大的生意。
我感谢当时的官方和政府,我也帮助了他们,带来了急需的资金、技术和人才,让香港乃至全球商界对中国更有信心。
在本质上,我们可以相互感恩,但是互不相欠,这就是生意。
中国经济整体依旧是向好的,这个我肯定。13亿的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,机会肯定是无限的。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高速增长,以及信贷过度,已经来到了一个峰值,下一步会怎么样,我也不会贸然下结论,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。
商人的首要目标是让资本更安全,其次才是增值更快。
我当年大举投资大陆和现在全球布局,时间点不一样,考虑的自然不一样,但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。除此以外,没有其他原因。就是现在,我在大陆依旧还有不少投资。
如《别让李嘉诚跑了》一文所说,1967年、70年代末、90年代初、97年香港回归这些重要的节点,我的选择正确,因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。
但事实上,正常的商业是不需要经过这种政治选择的,而是相对纯粹的经济考量。有正常的政治氛围和良好的商业环境,就不会存在谁跑不跑的问题。存在这个问题,恰恰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。
在职业上,我是一个纯粹的商人,不要用那些空洞的道德来衡量我。如果不能做一个成功的商人,那我的职业是失败的,人生也是残缺的。
不赚钱的商人不是好商人,也没有资本利润去做善事。
很多人认为,商业赚了钱之后,应该回报社会。这个我是认同的。但是如何回报社会,这个分歧巨大。难道商人应该亏本,去补贴国家和政府吗?这显然是荒谬的。
我们回报社会,首要条件就是赢利、赚钱,这样才能回报人民。
企业没有教导人民的责任和义务,宗教和教育才是。我们通过守法经营以身作则,同时用资本捐助学校来达到教育的目的,通过捐助贫民来达到扶助的目的。如果我们亏钱,那什么都不可能去做。如果我直接去搞教育,一定比专业的大专院校来的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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